《斯卡羅》：耗資近七十二萬美元的歷史連續劇斯卡羅‧ 唯美是尚‧自我殖民

本報特訊（作者黃光國是台灣大學心理系榮譽教授。）

《斯卡羅》：耗資近七十二萬美元的歷史連續劇斯卡羅‧ 唯美是尚‧自我殖民

余英時離世後，更應釐清他的學術遺產。綠營政府不惜工本、花費三年時間製作的歷史連續劇《斯卡羅》歪曲事實，把賣台的美國軍人粉飾為英雄，違反了余英時的史學觀，何以余院士的門生們不敢反駁一聲？ ·黃光國特稿余英時辭世後，龔忠武寫了一篇很長的《辛丑元年祭》，敘述他們兩人在哈佛大學「亦師亦友」的關係。文中嚴詞批判余院士是「海外最後一個華人買辦學人」，但也認為余院士之死是「棺蓋而論未定」。在我看來，「唯美（國）是尚，自我殖民」可以說是海內外華人知識分子的「共業」，是極其複雜的社會心理現象，不能用「華人買辦學人」一詞簡單概括。正是因為余院士「蓋棺而論未定」，我們必須仔細清理他的學術遺產，對他許多「似是而非」或「口是行非」的論點嚴予批判，才有可能逐步清除華人文化圈這種「唯美是尚，自我殖民」的病態心理。舉例來說，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余英時院士曾經以《史學、史家與時代》為題，在新亞書院做過一次演講。後來他將講稿整理成一篇文章，收在《歷史與思想》一書中。余院士在文中說：「我們研究歷史的人，相信有客觀的事實；這些客觀的事實，通過考證學的整理和鑑定， 大體上是可以確定的。這是史學的一個層次——科學層次。可是，這些事實有什麼意義，這又是因人而異。根據同樣的事實，不一定得出的結論是一樣的，因為史義屬於另一個層次， 即哲學的層次。」基本上這個論點是正確的。在台灣歷史上，發生過一件「客觀的事實」：一八六七年，美國商船「羅妹號」 (Rover)在台灣南部海上遇難，船長及船員十四人在瑯嶠（今屏東恆春） 登陸，卻被原住民射殺。當時美國駐廈門領事李仙得(C.N.LeGendre)出面處理，

台灣總兵劉明燈告訴他「瑯嶠生番」居住地不歸官府管轄。當年六月，美國太平洋艦隊派遣一百八十一名陸戰隊員，乘坐兩艘軍艦，在墾丁登陸，卻遭原住民伏擊，帶兵官麥肯吉少校陣亡，四人受傷，十四人中暑。美國不願再對原住民用武，只好由李仙得出面，跟十八社頭目卓杞篤談判。他先送衣物用品和槍枝武器給原住民，搏取對方信任，然後雙方簽訂了一份協議：將來如有船隻失事，人員登陸逃難，原住民必須救護；各船如要上船汲取淡水，應先舉起紅旗，等有同樣信號回應，再行上岸；上岸者不准窺探原住民村莊，否則後果自負。在美國的官方紀錄裏，這份協議只是「備忘錄」而已，沒有法律效力。但民進黨政府為了紀念「台美締約一百五十四年」，不惜耗盡鉅資，由文化部資助公共電視台，推出了一部「史詩旗艦戲劇」《斯卡羅》，這部「大河劇」把李仙得描繪成一位有心要帶給台灣「文明與秩序」的美國軍人，他跟瑯嶠十八社頭目卓杞篤訂下的「南岬之盟」，變成「斯卡羅王國」與美國簽訂的第一份國際「條約」！這部連續劇改編自陳耀昌醫師的小說《傀儡花》，劇中主角「蝶妹」是個漢人父親和「傀儡生番嬤」所生的女兒。醫師承認，這是他想像中的虛構人物。斯卡羅的劇情發展也聚焦在美國「英雄」李仙得跟「福爾摩沙公主」蝶妹之間纏綿悱惻的戀情。綠營一向主張：當年漢人東渡來台，大多是單身男性，「有唐山公，無唐山嬤」，因此今天的台灣人已不是純種漢人，而是漢人和南島族群的後代。不難看出，「蝶妹」代表的是台灣認同的象徵。這樣一部「政治正確」的影集一推出，當然立刻引爆爭議。公視董事長陳郁秀說：這部「大河劇」是要讓「台灣走入國際」，「讓世界看到台灣；讓年輕人看到未來」！人類學者考據認為：所謂「斯卡羅王國」，其實是「無稽之談」；原住民立委高金素梅痛批文化部侮辱原住民；藍營立委也跟著批評劇集情節嚴重「扭曲歷史」，綠營人士則是振振有詞地反駁：「文化創作不需要為歷史負責」！賣台的「李仙得」們楊渡根據他寫《有溫度的台灣史》的心得，在臉書上發文指出：李仙得後來出專書，提倡台灣「番地無主論」，被日本省以高薪聘為顧問，在牡丹社事件中，為攻台日軍出謀劃策，是「賣台第一人」。綠營立刻發動「網軍」，對他進行「圍剿」，說國民黨執政時期，他曾經擔任過中華文化總會秘書長，是「統派」，希望他閉上嘴！當過國民黨的官，就沒有論述歷史事實的權利，這叫什麼「民主」？何況蔡英文本人是現任文化復興總會的會長！難怪有人說她上台後大權一把抓，根本是「掛中華民國的羊頭，賣台獨的狗肉」！我在書寫《台灣自我殖民的困境》時，對日本侵華的歷史下過不少功夫。從我蒐集的史料來看，楊渡的提法是正確的，而且賣台的美國官員不止一人。在甲午戰爭前後，「李仙得」們先後登上了歷史的舞台。一八九四年七月，甲午戰爭爆發後，戰局發展對清廷日趨不利，清廷決定依照日本的要求，派總理衙門大臣戶部左侍郎張蔭桓和兵部右侍郎署湖南巡撫邵友濂為全權代表，赴日本談判。張蔭桓建議：聘曾任清朝駐美使館法律顧問的福士達（John W.Foster）擔任使團顧問。就在代表團出使之前，美國駐華公使查理斯·田貝（Charles Denby）直言，邵友濂在台灣巡撫任內曾懸賞日本人首級，恐怕日方難以接受。但清廷並沒有重視他的意見。代表團於一月底抵達廣島，但日方接待非常無禮，不僅不准使用電報， 而且以張蔭桓、邵友濂的「全權委任狀不完善」為藉口， 片面中斷交涉，要求他們立即離開廣島。由此可見，田貝與日本人事前已有溝通。福士達隨張蔭桓等人轉回上海，獲得美金兩萬五千元的顧問費。當時伊藤博文曾向清朝代表團的隨員伍庭芳表示，日方認為適當的代表人選是恭親王奕訢或李鴻章，因為他們兩人都傾向和議，地位和聲望也足以擔當割地賠款的重任。隨著威海衛、劉公島相繼陷落，二月十三日，清廷改命北洋大臣李鴻章為全權大臣，前往日本商定和約。出發前，李鴻章知道，慈禧太后堅持不可割地。當他拜會各國公使，商請各國出面制止日本割取清朝領土的野心，田貝反倒力勸各國公使，不要過問此事。當李鴻章與田貝談到全權大臣應否同意割地時，田貝明白表示：「日本已宣布要可以答應割地與賠款的全權大臣，其他人都不會受到日本接待。假如清朝堅持不割地，不必多此一行。」他更直截了當地告訴李鴻章：「不必再向歐洲各國求助，只要專心向日本求情，盡力避免割讓大陸土地，至於大陸以外的島嶼， 應是無可避免。」三月二日，李鴻章以「割地」為交戰時常有之事，只有暫時委屈的理由， 向清廷請示。朝廷大臣害怕日本侵入北京，紛紛上奏慈禧太后：「以當前情勢來看， 只能顧及北京，至於邊遠的土地就不用考慮太多。」此時，清廷對於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割棄「邊地」算是有了共識。三月四日，清廷授予李鴻章決定和約條款、署名畫押之全權，當天下午，他與田貝長談，田貝建議，割地的原則是「以散地易要地」，也就是，割讓台灣各島，盡力保全全中國大陸。李鴻章對於田貝的建議，只有點頭稱是，並以三萬美金，再聘請福士達為顧問。隔天田貝即向美國國務院報告密談的內容。三月七日，日本陸軍從廣島出發，進攻台灣；十五日，日本艦隊駛離九州，向台灣進軍。十九日，李鴻章與兒子李經方，以及隨員伍庭芳、福士達等人抵達馬關。日本全權代表仍然是伊藤博文和陸奧宗光，雙方在春帆樓共舉行五次會議。二十四日進行第三次會議時，伊藤表示日軍正準備進攻台灣，明白表示日本掠取台灣的野心。會議結束，李鴻章由春帆樓返回行館途中，遭日本人小山豐太郎開槍擊中左臉，血染官服，當場昏倒。殺手趁亂躲入路旁店鋪內， 潛逃無蹤。隨行醫師馬上替李鴻章急救，所幸沒有擊中要害。隔日，日軍攻陷澎湖島，情勢更加危急。二十八日，伊藤博文擔心唯恐李鴻章就此回國，導致清、日和談凍結，國際輿論指責，於是告知李鴻章日方願意停戰， 立即進行談判。三十日，雙方簽訂停戰協議，即日起停戰二十一天。但停戰範圍限於奉天、直隸、山東，並不包括台、澎。因李鴻章受傷，清廷又「加派」李經方為全權代表，參與談判。四月一日，日方提出合約草案， 正式向李鴻章揭開底牌：開列朝鮮自主、清朝割讓奉天南邊各地（即遼東半島）及台灣、澎湖各島、並賠償兵費銀三萬萬兩；重訂通商章程等，限四日內答覆。李鴻章立刻打電報回總理衙門請示。他在電文中提到，應盡力爭取者只有奉天南邊各地，台灣、澎湖並非「朝廷萬不能讓」之地。同時他又聽從福士達的建議，請總理衙門將割地、賠款等項密告英、俄、法三國公使， 但對通商要求則極力保密，以免各國認為有利可圖，而紛紛提出要求。由於李鴻章與總理衙門往返的電報密碼被日本電信課破譯， 陸奧宗光早已獲知：台灣、澎湖已非「清朝廷萬不能讓」之地， 而且李鴻章建請英、法、俄三國干涉奉天割讓一事，使李鴻章在後來的談判中完全屈居劣勢。當李鴻章創傷痊癒、四月十日舉行第四次會議時，伊藤博文威脅：「等停戰期屆滿（四月二十日）就將出兵中國。」李鴻章只好請示北京可否簽署？朝廷請李鴻章：「爭取看可否割一半台灣？ 」即將澎湖、台南之地給日本，清廷保留台北。李鴻章回說日本不可能答應。最後朝廷回覆：日本已準備談判破裂後，隨將派兵進攻直隸，「朝廷內無可戰之兵，外無列強之助」，只好允許割讓台灣。壓倒駱駝的稻草十五日第五次會議，日方堅持原來的要求， 李鴻章辯駁、請求無效，福士達警告李鴻章：如果戰爭繼續下去，清朝形勢險峻。李鴻章再度電告北京，清廷為免和議決裂，終於在十七日依日方條件，簽訂《馬關條約》，割讓遼東半島、台灣全島、澎湖列島給日本，賠償軍費銀二萬萬兩，並限兩個月內交接。面對割讓地的人民，日本准許在兩年內遷出界外；兩年後沒有遷徙，就視為日本臣民。電訊傳到北京，田貝得知割讓領土面積廣大，雖感到驚訝，他仍然說日本擷取台灣、澎湖列島是意料中事。李鴻章回天津後，鑑於舉國一致反對合約，不敢進入北京覆命，一面藉詞傷病未癒，一面拜託福士達代為前往北京， 向軍機處申述《馬關條約》簽訂經過，並建議早日批准施行。四月底，福士達在總理衙門與軍機大臣會議時，指出《馬關條約》簽字前，條約內容已電告北京，皇帝根據軍機處意見，才授權簽字，假如拒絕批准條約，在文明世界面前勢必失去體面，皇帝的不體面應屬軍機大臣的責任。李鴻章也電陳如不批准條約，清、日勢必再度決裂。清廷權衡局勢利害，兩天後終於批准《馬關條約》，並派伍庭芳等前往煙台，與日方代表換約。福士達完成說服的任務後， 本來打算返國， 但俄、法、德三國卻出面干涉，要求日本將遼東半島還給中國。李鴻章請福士達暫留一、兩個月，為三國干涉歸還遼東半島事宜，提供建議。清廷以舉國反對割台， 台灣官民不肯交割，一再電令李鴻章另外籌商辦法。李鴻章與福士達商量，福士達表示既然已互換合約，除了要求日本歸還遼東半島之外，其餘各項都應照辦。而且條約已經皇帝批准，怎可任由官民作梗阻止，而失去國體？五月十八日，清廷派李經方到台灣，與日本商辦交接事宜。李鴻章認為：這項任命使他們父子為難，於是委請福士達隨李經方前往台灣，待遇又是三萬美金。五月三十日，福士達與李經方從上海啟程赴淡水。福士達知道李經方不願登台，建議他不必上岸勘查點交土地，只要按照西方國家讓渡產權慣例，簽訂交割文書，交付日方代表，就算完成手續。六月二日，在基隆港外三貂灣，李經方與樺山資紀在船上會晤。依照福士達的規劃，李經方在移交文書上簽字，完成交割台、澎手續後，立即開船回航。福士達任務完成後，則取道日本，返回美國，接受日本朝野的致謝宴會。他在自己的外交回憶錄中並不諱言，他是為日本的利益而工作，從《馬關條約》簽訂到條約履行， 尤其是對於割讓台灣一事，都是如此。日本人也完全明白這一點。然而，從甲午戰爭的過程來看，他難道沒有為他自己的利益在工作嗎？他難道不是為美國的利益工作嗎？史學家的修養在《史學、史家與時代》一文中， 余英時諄諄告誡學生：「一個科學家本身修養壞的很，可是他可以得諾貝爾獎金。這事情並不稀奇。自然科學家也許可以如此。可是，在史學家來說，似乎並不一樣。史學家的主觀既存在於他的作品之中，則他們對人欺騙，對社會很有影響，如果本身修養壞，本身的缺點不加以克制，對自己不能加以紀律，那麼，他所產生的影響是很壞的。」余院士生前不只一次地呼籲：「別在政治領域談文化。」可是另一位歷史學者杜正勝院士在擔任教育部長任內， 就幫助民進黨推動他的「同心圓史觀」，將台灣史和中國史分開。這難道不是「在政治領域談文化」嗎？為何當時余院士一言不發？這是在展現「沉默是金」的修養嗎？將台灣史和中國史割裂，方便綠營人士搞「文化創造」，今天我們終於看到了像《斯卡羅》這樣的「大河劇」。從余院士對「史學」和「史義」的區分來看，民進黨政府不惜工本， 虛構出這部「史詩旗艦戲劇」，所要達成的「史義」，就是要讓群眾相信：在危難時刻， 只要象徵「文明與秩序」的美國軍隊一出現，就可幫忙解決台灣人民（蝶妹）的困局。在「反送中」運動中，香港學生高舉紙牌，「歡迎美軍登陸香港」，不就是出自同樣的心理麼？美國不會為台獨賣命美軍真的會給獨派人士帶來「救贖」嗎？我們不妨再看一段最近的「史實」：美國在阿富汗打了二十年戰爭，最拿手的戰術就是用轟炸、飛彈、無人機攻擊可疑地區，打得阿富汗人民死傷累累、流離失所。這場戰爭打下來，阿富汗政府軍陣亡六萬四千人，神學士（塔利班）及反對勢力戰死約五萬人；美軍死亡兩千三百人。美阿差距懸殊，而且美軍大多死於誤觸地雷或遭受伏擊，不是面對面的戰鬥。這道理其實並不難理解；客觀的史實一再顯示，美國的「李仙得們」一向唯利是圖，何況今天美國採取「募兵制」，美國大兵「拿錢辦事」，他們憑什麼要替阿富汗、台灣或香港賣命打仗？令人費解的是：余院士桃李滿天下，他的許多門生都在中央研究院和台灣大學位居要津。他們看到像《斯卡羅》這樣扭曲「史實」的戲碼天天上演，卻噤聲不語，沒人敢吭一聲。這是大家忘了余院士的諄諄教誨？還是余院士「心法」傳授成功，弟子們準備「習得文武藝，貨與帝王家」？ ▇（作者黃光國是台灣大學心理系榮譽教授。）